小刀周遠面朝人海，死性不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父亲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或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漱溟先生开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奔波。除了两度试图自杀外，他的一生，在他看来几乎没什么难过的时候。或者说，不好的时候。

这样的阔达被后世很多人为之称颂，也被他的儿子写到了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在艾恺问到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时，梁漱溟只是承认"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这种从容一直被中国人当作是优良的品质而被传承下来。或者这得益于梁漱溟先生对孔儒学、佛学的修炼和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回首往事旧人的口述中，梁漱溟还顺带预测了下苏联的命运：

"这种变态（指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烈日涅夫他们这种当地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

就在梁漱溟说这话的十一年之后，苏联解体。艾恺一直想让梁漱溟就中国的现状说点什么，然而老梁似乎一直没变，就像他二十五岁时候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往好里去。作为与毛润之的同龄人，他只对毛的晚年有所非议。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开初，他开始相信中国正往好里去："民主和法制"正在到来。尽管识得破蒋中正的独裁和无能，苛刻地想（毕竟，他自己也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梁漱溟却并似乎没有识破毛润之的伎俩、手段--至少，在他的口述中未曾就此发一言。

作为艾恺眼中的"最后一个大儒"，谈到梁漱溟就未免不能谈到儒学。这也纠正我一向对儒学的厌恶。作为认识人生、世界的一个工具，儒学不幸被统治者利用了。也就是说，儒学不过是一个工具，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专制附了身（基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但跳开对儒学的喜恶，如果不是数千年王朝的器重，儒学是否会一直发展下去？作为反证，韩非的法学则只是在历史上浮光一闪，便没入了专制的黑暗中去。

在谈到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与西洋、印度的不同的时候，梁漱溟说：

"就在它（儒家文化）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中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今天你会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仰仗着有青天老爷给自己申冤。在儒家文化之下，中国人只能靠人去矫正恶和下流。然而梁先生忘记了考量另一个也是中国历史流传的论点：性本恶。翻一下报章，现在十岁的孩童都明白，不能指望州官为百姓点灯。所以，到了今天，在厌恶专制的同时，未免会附带上厌恶儒学。

看完全书不由得为梁先生庆幸，您老人家真幸运，可以与毛主席促膝谈心，所以红卫兵没把你拉到牛棚去。也还好，你遇上1949后最好的八十年代，然后再带着希望仙去。至少，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没有强拆啊。

梁漱溟先生，如果你在天堂里的父亲再问你，这个世界会好吗？不知你该如何作答。

冯唐在序言里谦虚地说，看着自己十七岁时候写的小说稿，差一点成了仲永。现在回看，这个妇科博士并没有如愿成为仲永，闲到中年，也不用抚摸着隆起的肚子慨叹，当年怎么没靠着仲永的才情，睡上几个姑娘？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记得当初是在琅东车站看到《欢喜》节选于《小说界》，作为晚熟的青年，当时心里一时颤抖，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字哟，你大爷的，你那时候真的是十七岁么？在小说里的秋水，十七岁，高二，怎么你妹的长得像个人瑞一样？在课前饭后，都可以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吐出各种段子。不能不让人觉得秋水是从娘胎里开始博览群书，然后一落地可能就拜郭德纲为师开始吐槽了。这瘦高少年，到了十七岁都已经像丽春院的老鸨一样，历尽风尘，看透世事了……哦，这个比喻太过糟糕。当然没有冯唐信手拈来的神韵：

"根2常坐车，跟我讲，中国女子的勇毅全表现在挤车上。"

在读完这书以后，心中有一个怨念般的慨叹，为什么当我17岁的时候没能看到这本书，要不当初的我也不用傻逼兮兮地用世界上最白痴的办法去追女孩。或者是看到秋水这牛逼样，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在在自己的世界里玩儿多清静，干嘛要搀和，还喜欢人家哩……想到这之后就只好紧咬门牙，想着苦逼的十七岁，一个傻气满身的少年，在一个小小县城里都踯躅不前，患得患失，被人取笑，至今不能自释。

这世界就是残酷的所在。生长在我体内的十七岁的少年，生长在很多人体内的十七岁少年们，或者都在承认，十七岁，真的没有多少个人变成秋水这样的人瑞。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被一个小情绪引领着生长。这股情绪有时候被我们写在日记里，说，今天我喜欢的那个人和我说话了，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很投机……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没记取的，都不怎么美好：失落、嘲笑、孤单、敏感。

时光不再。那个十七岁时喜欢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八岁时骗你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九岁时喜欢你的姑娘已经结婚……就这样，一直到了三十岁，我们蚁居在城市，纠结着loser应该翻译成卢瑟还是撸瑟。

少年往事，赋尽欢喜。余下的，都是残酷。

读何伟《寻路中国》

敲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往回看，看我的故乡，看那曾经翻过筋斗的田埂。只是成都的大雾只能让人看到不远处的楼房，没有红砖黑瓦，在记忆里的故乡，也仿佛走入了迷雾。

但是，比任何一个时候，我更能看清故乡——这是读完何伟的《寻路中国》之后的感触。作为多数的底层，中国的乡村正如外来者们一再宣称的那样承受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所带来的痛楚与轻微的欢乐，他们称这样的承受是隐忍，是美德，并加上各种假大空的定语：中华民族、传统……等等，不一而足。是的，传统的中华民族，其实不就是乡村居民么？他们有着难以形容的性格：忍耐、消极、超脱、知足常乐、圆滑、世故……这些性格让作为外国人的何伟感到惊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说：“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这“最糟糕”的东西湮没着几乎所有国民。从童年的魏嘉、成年的魏子淇，再到中年的老陶，以及青春期的陶氏姊妹（均为《寻路中国》中的人物），然后再覆没了中国的所有官僚机构。

没有多少人停下来，问问为什么。也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在时不我待的经济形势中，利益就是一切。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活的啊，我们还能怎么生活？如果要画一幅漫画，我们可以这样立意：一个拿着红星园章的政治权力怪兽，挥舞着利益的鞭子，抽在中国的版图上。结果，像雄鸡的版图下，拉出一颗颗叫做“经济发展”的分泌物。作为微弱的国民，站在一旁，面无表情或者面带恐惧，土地成为工厂，田野成为废墟……不，我的内心不允许我有这样的恶毒。所以我倒宁愿像何伟一样，像一条在乡村游走的鱼，属于那里，又不属于那里，走到通往城市的大路上，不时地翻阅自己的鳞片。鳞片下面，也是血肉相连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何伟似乎与泥土和乡民相连着：悲喜哀乐，连脉搏的频率都是相同的，这使人忘记了他是个外国人。在阅读的时候，也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那些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日子似真亦幻。

在看到工厂那一部分时，曾经与我一同成长的兄弟姐妹们忽然又走在乡村的那条土路上——尽管这个时候，他们大多都在广东某部的一个工厂里，或坐或立，与陶氏姊妹一样，为前途踌躇满志抑或一筹莫展。只是何伟没有描写的另一部分生活是：当他们有一天青春逝去或者厌倦了，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乡村生活被他们抛弃，乡村同时也把他们抛弃——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土地，即使有，也很少有人具备农耕的技术和热情。更何况，日益消逝的土地，已经容不下更多的人。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可是谁又能讲清，在权力蔓延和权力贪腐侵蚀的每一个角落，那个叫“经济大潮”的怪兽，会奔向何方？城市不是故乡，而故乡和他们，已被彼此抛弃。

或者有一天，乡村将会是中国最大的空城。而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走在消失的路上。

读林语堂《中国人》（又译《吾国与吾民》）

1933年冬，林语堂着手写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历时10个月写成，之后几经增补，一直出到第六版，到1939年全部增补完成，一共十章。

不管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活了多久，自认为对这个国家，对中国人自身有多了解，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要点头或者扼腕，为什么，我们偏偏是这样的民族，我们偏偏活在这样的国家？这个时候，忍不住想起"五千年"这个词组来。忘不了在说这个词组的背后总会有一种所谓的自豪感产生：五千年文明。这得多少代人呢？诸不知，这五千年所经历的，从社会制度上说，不外二字：专制。所以，在罗大佑唱道：五千年专制等你来肃清，忽然就觉得被电击一样：五千年，几百代人以来，不过是台上的人换来换去，底下的奴隶，依然是一代一代的繁殖。到了今天，还生出感恩来。

当然，以上的想法是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即：这被统治者们一天天、一年年过活，干你鸟事？这一句话就是林语堂先生所总结的：经典的中国人庸常理想，"人去管狗什么事？"。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自始至终，只不过想安静过活，好好活着，那里会管那么多？所以，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我们有着这样的特点：

（1 ）稳健，（2 ）单纯，（3 ）酷爱自然，（4 ）忍耐，（5 ）消极避世，（6 ）超脱老猾，（7 ）多生多育，（8 ）勤劳，（9 ）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

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

不知道是先有孔儒再有以上中国人的特点，这已经无法考证。然而孔儒的哲学已经和以上大部分特点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孔子一直宣扬仁义、道德。比照一下，以上特点还真的充满了仁义道德的属性。

不知道在孔教出现之前，专制是如何让四海之滨的草民服帖的。孔教之后，统治阶层便有了"孔圣人"的武器，二者一拍即合，贵国便凭空多了众多的道德家和道德卫士。孔老夫子将商周时期的"仁政"发扬得光大无比，于是他宣扬要四海之滨的草民相信，这有刀有剑有兵有卒的政府官员们是仁人礼士。手无寸铁的百姓，竟也拍手称好。兼之，竟然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鬼话。

这又是一个讲情理而不讲逻辑的国民社会：凡事要合情理，则无须合逻辑。比如，刑不上大夫；比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一句语带讽刺，却被中国人自己实实在在地履行着：皇上的三姑六婆是皇亲国戚，一品大员的表哥表侄亦会位高权重，也捞上个三品四品官来当当。这样一直运算下去，九品芝麻官的三姑六婆，亦不会受到亏待。于是，实在没什么有权势的亲戚的人，就只能在这一张罗网之下，苟延残喘，紧张过活，也其乐融融，也不去反抗（偶尔有反抗的，也不过李闯这样的人，到了北京城，自己当个皇帝）。

这是个奇怪的社会，等级森严，却极少有人看不惯。若有人反抗，就会有中国人从来不缺的世故来斥责你，笑你幼稚，正如林语堂所说：

每当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或者年轻人对父母提出异议时，我们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说天和地都倒个儿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种邪恶也不是局限于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树的根一样，它把自己的荫凉扩展到所有来到树底下的人身上。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种榕树斗争，而是设法钻到榕树的荫凉下面去。

在道德问题不停地被提出来说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历史何其相似，甚至使人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重复：官府不停地宣扬，要国民守法、要有道德，然后官大人又义无反顾地去养个小三。而专家学者们（他们代替了孔夫子的位置，还拿着俸禄）则一直斥责世风日下，然后说服你们，相信仁君的到来，相信仁政即将出现。

真误国误民。

参照阅读：《仁政》选自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

很快就到了2011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将过去21年了。这时候，一九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人们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立稳脚跟。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所剩下的，对于现今这个时世，仅仅只有怀念二字了。

然而幸好还有文字，尽管不能自由地表达，但这一路修补的制度却还是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个记录的空间。在规定的栅栏内，査建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记载：对八十年代进行一次个人化的切片记录。要知道，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栅栏内被拥权者圈养得愉快而白胖，如待烹饪宰杀的猪，他们再也不会对着主人嚎叫。

没有人能离开70年代来谈八十年代，这道理就像没有人能避开八十年代来谈之后的中国。这样去重复表达的意思是，要强调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劫难和灾害。在个人崇拜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的时候，个人（体）是不存在。那种高大全的、革命的叙述话语像感冒病毒一样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体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一点在阿城和李陀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与明白。因此，在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语气和思维方式来反抗过去、肃清过去。只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其实依然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延伸而出的触角。

让人不安和悲哀的是，告别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再也没办法去找到可以歌唱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八十年代，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找到前方的路在哪里：荡涤身上留存的专制所留下的流毒。而且当时的制度给人们的围成的栅栏要比之后宽松得多。是以，一时间，形式各异的表达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即使这形式多样的表达有很多时候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内容开始转向，转向颠覆父辈。相比一九四九至今的漫长，那短短的十年，所有的努力显得如同毛时代的"百花齐放"那样短暂得像昙花。只是"大鸣大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们不会再入囚成犯。

在有审查制度存在的今天，得感谢互联网。正因此，我得以读到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牛津版）。以下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一、阿城

在书中，阿城访谈的部分的篇幅是全书11个人中占据第三的位置。但是却是在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删除得最多的部分。在访谈中，阿城穿梭在八十年代和当下的时代之间，对文学的表达、社会的思维方式、权力资源的分配都有很通透的见解。

二、陈丹青

陈丹青至今还是个文艺中年，这一称呼并无调侃之意。不管外界对他有如何的抬高（贬低），他仿佛还是那个言无不尽的寸头男人。这就是一个具备正常人心魂的人。尽管如此，这样的正常人秉承着常识，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着实显得不易。

三、陈平原

由于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陈老师所说的一些事倒是显得挺熟悉。在荡涤过去毛时代的流毒的过程中，陈平原则显得相当的开放与理智。

四、崔健

崔健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的。这一句话不管放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九十年代，都是那么的合时宜。但正因为此，崔健在审查制度中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从摇滚青年到广场青年，崔健的认识始终都是清晰的。当然，这要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看到。

五、李陀

李陀的回忆更多着力于"友情"，然后由这一点发轫，一路谈到文学、电影。在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轨迹上，其评论则相对地让人眼前一亮。

六、林旭东

林旭东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电影，但其观点却显得不那么繁杂而缺乏头绪。相比其他人，我则更喜欢他的访谈：对电影独特而系统的认识、评价，相比目前泛滥了的影评来说真是真知灼见。比如他在谈论姜文电影时：

查建英：姜文的《鬼子来了》呢，我倒觉得比他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好。

林旭东：姜文的片子我从来很难接受。他影片里有一种暴力的东西，到不一定是打啊杀毒血呀什么的，相反倒是有时候还会渲染得五彩斑斓。他实际上是把张艺谋那里一种不太好的、但是张艺谋还做得比较有分寸的东西，极度地夸张了。

查建英：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文革"……

林旭东：那他们说的还是题材。我说的是他的电影整个给你的这种感受。就像片尾的那个傻子冲着你喊：傻逼！

……

林旭东：其实不在于他（姜文）在拍什么，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怎么说呢？黄仁宇说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要有一种同情心，要设身处地从他的具体境遇出发。我觉得姜文的电影缺少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里都有这种角度：像侯孝贤的电影，再如《小武》。小武就是这么一个又可爱、又卑微……

七、北岛、甘阳、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

北岛谈的范围很窄，仿佛一味地沉迷在《今天》的圈子里；甘阳则一路谈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在外行人如我等看来，他显得无趣而自大。只是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甘阳的自大又变得可爱一些。栗宪庭则显得中规中矩的，几乎没记住多少；说到刘索拉，或者是因为和査建英太熟悉了，这两娘们一来一去，就像是唠家常。准确的说，是唠那些出国的事儿，显得相当的没有意思；田壮壮导演，则像是得了道一般，四十不惑，就像是不活的人那样，无欲无求。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