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刀周遠

我们要不要爱上李小树

小刀周遠 — Thu, 02 Feb 2012 17:57:19 +0000

开始

我决定不以我作为故事的开头来讲述李小树。然而，如人们所言，只有设身处地才能感同身受。于是，我只好设身处地的为李小树想一回。当然，别误会，我真的不相信真有感同身受这玩意。所以，我以下所说的故事，或者是真的，或者，你该去问李小树。

我要开始了。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相信我摒弃了我的命运，或者说我代入了李小树的命运和青春，更甚至，我爱上李小树的女人。

一、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起认识丁云的，或者是在我的毛发疯长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惭愧还是自豪，在别人的荷尔蒙都分泌到女人身上的时候，我的荷尔蒙变成了身上的毛发。每当我在白胖的游泳池里穿行的时候，我都该为自己的胸毛感到羞愧。没有女人可以为你捋平那些体毛，像他们嘲笑的那样：与自己亲密的左右手为伴。

这些都不能成为离群索居的理由。所以我还是一直努力地寻找着，像一头熊，寻找另一头熊，可以在风起的时候，让另一头熊把胸毛捋平、捋顺。

胸毛并没有继续生长，就像孤独也并不会生长，而只是继续保持着某种密度、浓度和长度。我只好扔掉熊的比喻，迎接更为蹩脚的生活。

还好，我不再会羞愧了，右手和苍井空，抑或是左手和饭岛爱？这都不是一个问题。

二、

我当然不会告诉丁云这些。她会用说那个蹩脚的冷笑话：一个光棍告诉一女人他有近三十年的积蓄。到了第二天那个女人扶着墙出来埋怨，原来这个死鬼的积蓄真的有三十年。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什么好笑的。至少在我们这些曾经以左右手亲密为伴的人看来不是笑话。谁能想起你躲在自己的斗室里，对着幻想的情人青筋屹起？然后幻想的抽搐之后对着空白的墙壁瞬间颓如烂泥？

没有人想知道。因为这不过又一次劣质的幻觉而已。

当我和丁云一同看着苍井空在屏幕里叫喊过后，我抛出了我的问题：他们在喷射之后会不会感到悲伤满地或者哀伤满床？丁云想是继续沉迷于苍井空的演技和片中的细节。悲伤已经太多了，抑或是悲伤根本就不存在？没有人想和我探讨这个问题，即使是与我睡在一起的丁云，她沉睡如一块糖。她让我觉得，我本应该承认自己过得比糖还要甜。

三、

在肉体与灵魂之间，该用怎样的比喻去使之共存？十六年多的学校生涯都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或者满意的答案。所有人都似乎耻于谈论这些，然而所有人却又都神情暧昧。仿佛谁和谁都会有一腿一样。没错，就像蹩脚的生活一样。不知道是我自己太挫还是上帝这个编剧太挫，一段一段的生活，就是一个一个蹩脚的桥段。知道了上一分钟的情节，就会猜到下一秒的结局。

比如我看到丁云的那一刻。我知道我会跟她发生些什么关系，当时的我怀着纯洁的心去想。我是说，我只是背着她走上一路，应该没问题。但这个问题完全被丁云否决，她说她的小身板有110斤呢。我说，好啊，灾难来临之时我就多了一个逃跑的理由。结果，就因为这一句玩笑，丁云整个晚上都没有让我动一根指头。我捋着肚皮上的毛，哄自己睡去。那时候我就想，丁云，你怎么会知道，没有了你，才是我最沉重的灾难。

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下一秒的结局是什么。

四、

我不知该怎么告诉丁云，今晚我很想她，就在三千里以外的城市，就在同一个时区里空间里，想念她的身体，想念她的话语，想念她的眼神，想念她的一切。这让我恨不得想要让爱充溢整个房间的每一寸地板。只是丁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办法告诉她，我失去了表达。你说，爱要怎么去表达？去他的周小刀，他丫的只会嘴上胡说。去他的文学，文字怎么能表达这溢出的爱意？不能，一切都不能。

那什么能表达？丁云问道。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扑上去，然而这时候手长莫及。我对着丁云的头像摇头，心中又隐隐升起那些忘记已久的惭愧。这时候我需要什么？一种失落如同雨水般降落。我把这个比喻告诉丁云。她睡意朦胧。

我开始感觉到了恼怒，我几乎把这个感觉要告诉丁云。这时候我想到的只能是苍井空和我的右手--这个横生的念头一瞬间充溢我的每一个毛孔。我的丁云，你怎么知道这一刻的我的恼怒已经成了悲哀。仿如每一次欢乐之后，都会被空虚侵袭的感觉那般。丁云，你是否能感受到这悲伤？

五、

周小刀说那只是一种怕被拒绝的感受。是啊，怕被拒绝，拒绝承认自己跟谁都没办法处好关系。这世界那么多的暧昧关系，为什么就不能多我一个？我又何必一定要理清这关系？即使我理清了这一切，我又怎能进入澄明之境？我是说，我怎么能看到自己是谁，自己不是谁？我怎能弄明自己在哪里，不在哪里？怎么能知道自己干什么，不干什么？这些问题像悲伤的箭头一样，插在内心，无法自拔。

丁云彬彬有礼地听着我说，恰如其分的电话铃声响起，她又一次地忘记了答案是什么。或者说，她也不知道这些问号的答案。当然，我敢肯定，她认为这些不需要答案。因为，生活不是理所当然地明晰么？我不再追问下去，在这个冷笑话时代，你别想去弄明白他人。也别想得到什么回应。

六、

在弄清楚那悲伤之前，我把对丁云的爱搁置下来，让悲伤继续弥漫，直到天明。或者就在那么一天，转过身去，对着另一个姑娘放荡。

这时候，我才不会惭愧--因为这时候我想到的是爱，赤裸裸的爱。

结尾

我要结束了。在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朋友李小树已经淡出故事的屏幕，我们的命运分置而立，惟一的干连就是我将他的故事输入成文字。我无法代入李小树的青春，我也有我的女人去爱。至于你，亲爱的姑娘啊，请你们自己衡量着"我们要不要爱上李小树"？

2012年2月3日失眠之夜

2011：谎言和恐惧

小刀周遠 — Sat, 31 Dec 2011 15:43:54 +0000

现在是2011年12月31日21点45分的成都，再过两个多小时，这个横跨数个时区的国度将统一跨入2012年。街道永是流逝，历史也不曾因为谁的血迹而改变。从地沟油、三聚氰胺、毒牛奶再到拆迁、校车倾覆，再到惨绝人寰的动车事故，在官方一再否认之中，中国人度过了2011这个一度被认为是末世前最后一年。想想在这一年之后，大概再也没有人会否认，在中国，活着就是最大的追求了。这可悲的追求背后，就是谎言和恐惧覆盖的人生观。

一、拆迁不再成为新闻

在现世中国，没有西方国家的市场自由，娱乐市场却从来不曾比西方逊色。没错，作为国民一员，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的事实：强制拆迁已经不是新闻。意思是说，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似乎已经对拆迁新闻的厌倦。而聪明的编辑和记者们，大概都不会认为拆迁是什么样的新闻。

但是，谁也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对我们说些什么。是的，我们厌倦了无休止的绝望，即使阻止了一个拆迁，但我们又能阻止多少个人自焚？即使我们可以把一个官员拉下马，可是他/她的身后还有一群人在排着队。可知道，他们对无监督的权力都已经垂涎已久。而另一方面无休止的新闻是：看不见的高层一直在限制房价。这种人为的限制，使得房地产开始萧条，而地方政府却似乎从来没有因此而停止征地。作为所谓"国有"的土地，附着中国人的命根子。看准这一点，政府就已经抓准了平民的命脉。只是，谁也不知道这命脉抓得太紧太久，死的会是谁？

何其悲伤，2010年末时我所说过的厌倦已经袭来。然若，世事何曾变迁？

二、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

12月27日，尽管是与孩子一同演出，但周云蓬还是选择了《中国孩子》作为自己的压轴之歌。在这一年，这首歌依然不显得过时，只要歌词稍稍改动：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开出的校车永远回不了家。2010年，懦弱的成年中国人将自己的耻辱转移到了孩子身上。这一年，无能为力的成年中国人没有办法保护自己的孩子在上下学时的安全。薛蛮子写道：

【一年过去·孩子】校车事故频发：03.06武汉，4死3伤；03.14北京门头沟，2死；04.14乌鲁木齐，2死6伤；05.13淮阳，1死；07.11江西万载，1死2伤；08.29三亚，1死；09.07淄博，20伤；09.13荆州，2死；09.26 山西灵石，7死5伤；11.16甘肃正宁，21死44伤；12.12丰县，15死8伤；12.12佛山，37伤……

比以上这一串没有温度的数字要"幸运"的是，在佛山的小悦悦将会一直被人念叨下去。尽管人们一再地谴责前面的那个18个见死不救的成年人。然而谴责的人又怎么能忘记了，当年彭宇案是如何发生的。道德的败落，其实不是从平民开始的，而是从当权者开始的。

可是，没有谁要比谁更幸运，因为他们都是中国人的孩子。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只可惜在投胎的时候，没有人去提醒他们。

三、动车之恸

7月23日，厄运莫名地降临到普通人身上。像中国之前很多次的不幸事故一样，即使身为遇难者家属，他们依然无法得知究竟有多少人遭遇不幸。他们像更多的中国人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死去的人尚且无法享有尊严，活着的人就更无任何尊严可言。而官方一拖再拖，才公布了所谓的调查报告，到最后也不过是拖了几个替罪羔羊下水。然若，这动车之恸已过，在日新月异的中国，谁还回记得那些逝去普通百姓？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名字！

图片来源：财经网

本来以为可以揭开黑暗的冰山一角，到最后也只落个草草收场。默哀，那些逝去的人们，愿你们下辈子不要再来中国。

四、中小企业之死

2011年12月14日，43岁的廖发球在绝望中自杀。这只是中国中小企业命运的一个缩影。而之前，在江浙一带频频传出中小企业主出走的消息。是谁将中小企业推向了深渊？其实这是资源垄断局面下的必然结果。在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都被国有垄断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终归要走到苟延残喘的那一天。谁能在专制中抢到一碗饭吃？在经济衰退之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当既得利益以权力的形式出现的时候，他们怎么能容忍资源和财富的旁落？而且，重要的是，这样的权力几乎是世袭而无任何约束力的。这一头没有约束的怪兽终于开始吞噬一切了，中小企业不过是较为明显的目标而已。

五、南北村庄之困

2011年，南北中国的两个村庄都为中国以外的人们熟知，至少是为中国以外的媒体所熟知。北中国的村庄坐落山东临沂，南中国的村庄则在广东陆丰。前者没入黑暗之渊，后者则奋力抗争而至逐渐看到光明。这两个村庄又不经意地成为中国村庄的终极标本。

然而，不管外人如何去解读这两个村庄，都好像忽略了一个背景事实：这都只是两个村庄，他们都是一些农民（不是知识分子、没有车当然不村庄打远光灯的问题）。然后，在强权之下，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选择。可是，又不能不悲伤地说，这两个终极标本都有可能是我们的未来：在黑暗中沉沦，或者在强权下反抗。

尽管谈不上丁点的胜利，但是，乌坎总是作为一个标本矗立在那里：即使是农民，也可以要自由、讲民主。当然，也不能悲观，因为东师古村也作为一个标本矗立在那里：如果继续沉默，黑暗就会讲你浸没。

六、谎言与恐惧

在Google搜索"官方否认"，得到28,900,000个结果。

只要在中国上网半年，看过一些新闻，一条不成文的常识就是：只要官方一否认，基本上那被否认的消息就被确认了。这逐渐在平民百姓中形成这样的逻辑：权力的中心就是谎言的中心。在用过各种抵赖的招数之后，当权者用上了最原始的招数：否认。矢口否认、死命否认、就是否认，仿佛看透了围观群众不敢咋的一样。

恐惧接踵而至。地沟油依然猖獗，毒牛奶不绝，拆迁不断。在动车事故之后，更是人人自危。仿佛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因言获罪者越来越多，微博实名制刚刚开始，网络密码大片泄露。这不能不使人相信，如果真有2012的末日存在，那么一定是从中国开始。

只是另一个悖论是，当权者愈让民众感到害怕，则说明他们也越来越害怕。正因为末日的恐惧，所以才收紧对言论的控制。

献给即将逝去的2011年，更献给逝去的人们。总有一天，在这个国度，你们的后来者们会让后辈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戳穿谎言，碾碎恐惧，直到大厦崩塌。

【写意】小刀人物志060——尘世之歌

小刀周遠 — Thu, 29 Dec 2011 12:50:50 +0000

这是一个值得歌唱的时代，直到街上出现了弹唱的人们。

一、

或许是在2007年，又或者是2006年？在我对时间模糊的记忆里，还存放着一把二胡和一个小姑娘。除了确切时间，我记得那天的一切。那是在昆明的小西门附近的路口，高原上的天气好得并不让人诧异。我是说，那么多人在昆明的好天气中嘟嘟哝哝地走着，仿佛在上一个路口、上一刻遭遇了什么倒霉的事情似的。我的肩上大概背着一个背包，在昆明之外的任何一个城市抵达。心情郁结得像街上的其他人一样，皱着眉，任凭满腹的心事把自己的脸揉成难看的一张画。

可是，我的天啊，那天的天气确实真的很好。我和朋友谈论着前途这样的大事，是该坚持在一个小县城里，还是回到熟悉的城市，抑或是离开让自己惶惑不已的工作环境？一切都没有答案，即使是离神的天域更近的昆明。

就在不远的路口，我总算遇到了和这晴朗天气相称的景象。一个女孩儿就坐在路口端坐着，拉着二胡，前面放着一个类似琴盒一样的东西。她在那里来着二胡，神情和这高原上的晴朗天气一样，来得自然而然。没有耸人耳目的控诉，也没有悲鸣的请求，也不和路人的目光对接，她只是专注地拉着二胡，琴盒里是面值不一的钱币。本来具有凄婉意味的二胡弦声，忽然就在那个路口变得像晴空一样温暖。

在走出不远之后，我慌乱地掏着口袋，试图找出一张适合的钱币来给她，就为那一瞬间的晴朗。可是又被一种囊中羞涩的惭愧包围着，亲爱的小孩，我能做的不多。在把纸币放到她的琴盒里之后，我几乎是夹杂着落跑的感觉走开的。

当然，在落跑之后，忽然觉得晴空万里，碧蓝的天域里，或者有神在看着。

二、

那是雨中的北京夜晚。阴冷、烦躁，这些感觉笼盖着这座偌大的城市。在一个叫做亮马桥的地方，我打着伞在雨中等候出租车，为人送行。这是一个灯光昏暗的路口，周围的景物被夜色融解在雨水中。只是偶尔投来的汽车灯光找出周围建筑的模样，一闪而过的灯光中，黑暗纹丝不动，只有落下的雨水闪出一点点的光亮来。雨水渗入了鞋子，依然没有空车。内心的恼怒掺杂着饥饿袭来，我几乎要咒骂这天气以及这个城市的一切。

黑暗中响起了二胡的声音，咿呀难闻，并慢慢地朝着我们走来。在闪过的车灯中，出现这样的景象：一个孩子提着二胡，一个孩子跟在身后。提着二胡的孩子停一下，拉一下，声音像汽车喇叭声一样杂乱无章，让人更加心烦意乱。他们好像看到了我们，却好像又没有看到我们，只见他们的脚步稍稍停留了一下，却又继续在雨水中往前走去。

就在他们走过我身旁之后，雨中出现了一辆空出租车。看着车灯缓缓停下，我松了一口气。我总算有正当的理由离开这个雨夜，躲入干燥舒适的环境里。在说完再见之后，我侧过头去，在黑夜中寻找那两个孩子的身影。然而除了汽车的喇叭声和车轮碾过积水的声音之外，我再也无法分辨任何其他的声音。而他们的身影也仿佛成为了黑暗中的一部分一样，消失不见。

三、

就在前天的成都街头。由于是在下班高峰期，马路上的车尾灯像烧红了眼似的。成都的天气一贯的阴沉，而寒冬似乎也刚开始，卖衣服的店铺里一整天里都没停下来过的放歌：欢乐的、幽怨的、撒娇的，爱来爱去，仿佛十部琼瑶剧在十台电视机里同时上演。

也是在街角处，一阵熟悉的旋律响起。乐声中有唢呐、笛子和另一个不知名的乐器的声音，吹奏的是电视剧西游记中的《女儿情》。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摩托少年车尾箱里的音响，可敢把音乐提升到响彻整个十字路口的音量，那又真需要别样的勇气。只是用唢呐、芦笙和笛子演奏柔情飘飘的《女儿情》，倒真是有一种奇异的风格。尽管演奏的过程中会有走调，但似乎确实一同走调，也没有谁抢调。这样看来倒是另一种合拍。而原本属于大悲大喜的唢呐（在乡村常见到唢呐迎亲和送葬）和欢快的笛子一同演奏这首情意绵绵的曲调，使得我怎么也无法找出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来表达那一刻。

是而我抱着围观的心情，想看看究竟是怎样的景象。乐声似乎很慢的走过，这让我可以在街角的地方遇见他们。他们大概是一家四口，在匆匆中，我看到一个老人身前背着背篓，像舞狮队那走在前面的大头一样，一左一右地摆动着身体，而他身后的三个人也跟着老人的身体节奏摇摆着走。吹唢呐的走在前面，三个演奏的人成品字型地吹着各自的乐器，这时候我才看出，还有一个人吹的是苗族欢庆节日时用来伴舞的芦笙。

我迅速地掏出硬币投进那背篓，继而面带愧色地走开。"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戒律清规"，唢呐带着破空之声，不休不止地为大街小巷的爱呐喊着，仿佛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不绝不断绵绵的爱。

客逢冬至与裹蒸粽

小刀周遠 — Thu, 22 Dec 2011 06:56:49 +0000

在我的村庄，冬至是全年里第二个以阳历计算的节日，也是三九寒冬的开头。只是没多少人记得后者--因为寒冷已经太多了，即使记住，又有何益？是的，就在这一天，媳妇们在白天停下手中活计，开始碾糯米，摘粽叶，烧水，蒸粽。这一连串的动作都带着温度，也被村人赋予着看不见的涵义：至少，这该是一个家所应有的。

只是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村庄的冬至被祖先提前一天过，俗话说的是吃一个"歪"的冬至节，意思是不够纯正。问及为何的时候，父辈们都会告诉你，祖先们为了提防"大贼"（即山贼）在冬至那天来把牲口掳了去，时宜提前一天过，让贼儿们扑个空。于是这习俗流传至今，一直未改。当然，这个注脚并不会影响人们过节的气氛。寒冷迟早会来的，而温暖则靠的是自己。这样的道理并没改变。

包粽子是件技术活，这话当然不是用来吓唬外来媳妇的。从糯米和粘米的比例，到粽叶的选择和馅的调和，再到把粽子包成几个尖头，最后就是蒸粽的火候，这些都考验着女人们的耐心以及"技术掌握"。当然，最懒的做法就是全部放些糯米，用扯来的粽叶包成一根竹筒一样，顶多再用细竹篾捆好，然后再放锅里乱蒸一通。这时候拿出来的粽子就一糯米团加点馅，黏糊糊，被女人们看到，肯定笑成一团。说到技术，把粽子包出四个角不算本事，能包出三角粽、独角粽那才算有点本事。

当然，说到过节，这一天是不会少了拜祭祖先这一环的。仿佛远在天上的祖先也跟着我们一同过着人间这个叫做"冬至"的节日一样，与其他的节日一样，我们依然煞有介事地斟酒洒差，焚香烧钱。每当鞠躬下拜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听到血液和骨头里涌出无数的名字来，他们是我们的祖先啊，他们从不曾离开村庄，一直保佑着我们呢。想到这里，或者会觉得三九寒冬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而远在他乡的人们，则没有办法用这样的方式来唤醒体内的温暖来。在南方，我们各自缩成一团，独自和过去的自己，一同取暖。

在这样的冬日，家乡的县城，一到了夜晚，应该会有人大街小巷地喊着"裹--蒸--粽"。没有错，裹蒸粽就是最懒的人做的最烂的粽子：每个粽子至少有七八两重，最重的达到一斤半。想到这里我仿佛又看到初中时那个胖子吃着粽子的表情和对一斤半重的粽子的形容。一斤半，大概是一个处于发育期的少年的一餐半（即一又二分之一顿）的食量。在寒冷的冬天校园，那时候我们有那么多精力，所以食量也惊人。而便宜的裹蒸粽也曾一度成为经济拮据的我们的晚餐首选：粽子里有米、有肉、有芝麻、有花生，还能顺带着回味一下家乡的味道（尽管不太好吃）。于是，我们就着夜色，咽下这不好吃的乡愁。

在渐次成长之后，异乡的粽子开始变得愈来愈难吃，而故乡则似乎越来越远。一年到头也难得回一趟家，一年到头也很少吃粽子，大概是怕要就着寒冷，咽不下这不好吃的乡愁吧。

客居异乡，又逢冬至。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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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By 筠子

当你回首一切，这个世界会好吗？

小刀周遠 — Thu, 15 Dec 2011 05:41:37 +0000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日，父亲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回答："我相信这个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或者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梁漱溟先生开始为一个更好的世界去奔波。除了两度试图自杀外，他的一生，在他看来几乎没什么难过的时候。或者说，不好的时候。

这样的阔达被后世很多人为之称颂，也被他的儿子写到了这本书的后记里面，在艾恺问到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时，梁漱溟只是承认"心里有点不愉快"，可"几天我就过去了"，且发出笑声，可说是谈笑自若。这种从容一直被中国人当作是优良的品质而被传承下来。或者这得益于梁漱溟先生对孔儒学、佛学的修炼和传承。

有意思的是，在这本回首往事旧人的口述中，梁漱溟还顺带预测了下苏联的命运：

"这种变态（指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往下走，不会这样子稳，我看它是一个变态的，不是一个正常的，所以底下它可能要翻案。我认为这么看，可能要翻案。像是勃烈日涅夫他们这种当地专制，恐怕底下不是可以维持很长久的，会要起变化，这种的统治，我想也许它要维持不住了，如果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它要变化，它不会很好的维持下去，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我这么看。"

就在梁漱溟说这话的十一年之后，苏联解体。艾恺一直想让梁漱溟就中国的现状说点什么，然而老梁似乎一直没变，就像他二十五岁时候说的那样，这个世界上一天一天往好里去。作为与毛润之的同龄人，他只对毛的晚年有所非议。所以，在八十年代的开初，他开始相信中国正往好里去："民主和法制"正在到来。尽管识得破蒋中正的独裁和无能，苛刻地想（毕竟，他自己也说自己只不过是个普通人），梁漱溟却并似乎没有识破毛润之的伎俩、手段--至少，在他的口述中未曾就此发一言。

作为艾恺眼中的"最后一个大儒"，谈到梁漱溟就未免不能谈到儒学。这也纠正我一向对儒学的厌恶。作为认识人生、世界的一个工具，儒学不幸被统治者利用了。也就是说，儒学不过是一个工具，只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被专制附了身（基于这一点，可以参看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但跳开对儒学的喜恶，如果不是数千年王朝的器重，儒学是否会一直发展下去？作为反证，韩非的法学则只是在历史上浮光一闪，便没入了专制的黑暗中去。

在谈到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与西洋、印度的不同的时候，梁漱溟说：

"就在它（儒家文化）认识了人的理性。它相信人，它不相信上帝，也不相信像回教什么真宰、真主。它信赖--依赖、依靠的意思，它信赖人，儒家的特色它是信赖人，不信赖旁的。这个就是后来孟子点出来的'人性善'，'人性善'这个话中孔子倒没有说，可是孟子点明了，这个儒家的一个特色，它是很信赖人。人嘛当然可能错误，可能也有走入一种下流，可是，你怎么样子能够矫正它，让它不趋于下流、不去为恶呢？你靠什么呢？除了靠人，没有别的可靠。我觉得儒家的特色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在今天你会看到为什么那么多人还仰仗着有青天老爷给自己申冤。在儒家文化之下，中国人只能靠人去矫正恶和下流。然而梁先生忘记了考量另一个也是中国历史流传的论点：性本恶。翻一下报章，现在十岁的孩童都明白，不能指望州官为百姓点灯。所以，到了今天，在厌恶专制的同时，未免会附带上厌恶儒学。

看完全书不由得为梁先生庆幸，您老人家真幸运，可以与毛主席促膝谈心，所以红卫兵没把你拉到牛棚去。也还好，你遇上1949后最好的八十年代，然后再带着希望仙去。至少，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没有强拆啊。

梁漱溟先生，如果你在天堂里的父亲再问你，这个世界会好吗？不知你该如何作答。

少年往事，赋尽欢喜

小刀周遠 — Mon, 12 Dec 2011 04:20:51 +0000

冯唐在序言里谦虚地说，看着自己十七岁时候写的小说稿，差一点成了仲永。现在回看，这个妇科博士并没有如愿成为仲永，闲到中年，也不用抚摸着隆起的肚子慨叹，当年怎么没靠着仲永的才情，睡上几个姑娘？当然，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记得当初是在琅东车站看到《欢喜》节选于《小说界》，作为晚熟的青年，当时心里一时颤抖，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字哟，你大爷的，你那时候真的是十七岁么？在小说里的秋水，十七岁，高二，怎么你妹的长得像个人瑞一样？在课前饭后，都可以东拉西扯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地吐出各种段子。不能不让人觉得秋水是从娘胎里开始博览群书，然后一落地可能就拜郭德纲为师开始吐槽了。这瘦高少年，到了十七岁都已经像丽春院的老鸨一样，历尽风尘，看透世事了……哦，这个比喻太过糟糕。当然没有冯唐信手拈来的神韵：

"根2常坐车，跟我讲，中国女子的勇毅全表现在挤车上。"

在读完这书以后，心中有一个怨念般的慨叹，为什么当我17岁的时候没能看到这本书，要不当初的我也不用傻逼兮兮地用世界上最白痴的办法去追女孩。或者是看到秋水这牛逼样，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自己在在自己的世界里玩儿多清静，干嘛要搀和，还喜欢人家哩……想到这之后就只好紧咬门牙，想着苦逼的十七岁，一个傻气满身的少年，在一个小小县城里都踯躅不前，患得患失，被人取笑，至今不能自释。

这世界就是残酷的所在。生长在我体内的十七岁的少年，生长在很多人体内的十七岁少年们，或者都在承认，十七岁，真的没有多少个人变成秋水这样的人瑞。更多的时候，只不过是被一个小情绪引领着生长。这股情绪有时候被我们写在日记里，说，今天我喜欢的那个人和我说话了，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很投机……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没记取的，都不怎么美好：失落、嘲笑、孤单、敏感。

时光不再。那个十七岁时喜欢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八岁时骗你的姑娘已经结婚，那个十九岁时喜欢你的姑娘已经结婚……就这样，一直到了三十岁，我们蚁居在城市，纠结着loser应该翻译成卢瑟还是撸瑟。

少年往事，赋尽欢喜。余下的，都是残酷。

走在消失的路上

小刀周遠 — Tue, 06 Dec 2011 04:02:59 +0000

读何伟《寻路中国》

敲下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已经用了很长时间往回看，看我的故乡，看那曾经翻过筋斗的田埂。只是成都的大雾只能让人看到不远处的楼房，没有红砖黑瓦，在记忆里的故乡，也仿佛走入了迷雾。

但是，比任何一个时候，我更能看清故乡——这是读完何伟的《寻路中国》之后的感触。作为多数的底层，中国的乡村正如外来者们一再宣称的那样承受着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所带来的痛楚与轻微的欢乐，他们称这样的承受是隐忍，是美德，并加上各种假大空的定语：中华民族、传统……等等，不一而足。是的，传统的中华民族，其实不就是乡村居民么？他们有着难以形容的性格：忍耐、消极、超脱、知足常乐、圆滑、世故……这些性格让作为外国人的何伟感到惊讶。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他说：“他们似乎是本能地抓住了两个世界里最糟糕的东西：最糟糕的现代生活，最糟糕的传统观念。”这“最糟糕”的东西湮没着几乎所有国民。从童年的魏嘉、成年的魏子淇，再到中年的老陶，以及青春期的陶氏姊妹（均为《寻路中国》中的人物），然后再覆没了中国的所有官僚机构。

没有多少人停下来，问问为什么。也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在时不我待的经济形势中，利益就是一切。当然，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一切都熟视无睹：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活的啊，我们还能怎么生活？如果要画一幅漫画，我们可以这样立意：一个拿着红星园章的政治权力怪兽，挥舞着利益的鞭子，抽在中国的版图上。结果，像雄鸡的版图下，拉出一颗颗叫做“经济发展”的分泌物。作为微弱的国民，站在一旁，面无表情或者面带恐惧，土地成为工厂，田野成为废墟……不，我的内心不允许我有这样的恶毒。所以我倒宁愿像何伟一样，像一条在乡村游走的鱼，属于那里，又不属于那里，走到通往城市的大路上，不时地翻阅自己的鳞片。鳞片下面，也是血肉相连的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何伟似乎与泥土和乡民相连着：悲喜哀乐，连脉搏的频率都是相同的，这使人忘记了他是个外国人。在阅读的时候，也让我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那些在泥土里摸爬滚打的日子似真亦幻。

在看到工厂那一部分时，曾经与我一同成长的兄弟姐妹们忽然又走在乡村的那条土路上——尽管这个时候，他们大多都在广东某部的一个工厂里，或坐或立，与陶氏姊妹一样，为前途踌躇满志抑或一筹莫展。只是何伟没有描写的另一部分生活是：当他们有一天青春逝去或者厌倦了，他们就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乡村生活被他们抛弃，乡村同时也把他们抛弃——作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没有土地，即使有，也很少有人具备农耕的技术和热情。更何况，日益消逝的土地，已经容不下更多的人。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可是谁又能讲清，在权力蔓延和权力贪腐侵蚀的每一个角落，那个叫“经济大潮”的怪兽，会奔向何方？城市不是故乡，而故乡和他们，已被彼此抛弃。

或者有一天，乡村将会是中国最大的空城。而我们，我的兄弟姐妹们，都走在消失的路上。

驳青年国师加藤嘉一

小刀周遠 — Wed, 23 Nov 2011 06:18:11 +0000

每逢盛世，我泱泱兲朝总有各种国师盛行，有的活跃于微博，有的活跃于中华网，大部分都在墙国论坛。一时间，为跪国增添了许多色彩，也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更宽泛的证据。这不，加藤嘉一老师渡过日本海峡，冒着被骂“鬼子”的险，到这片荒蛮大陆来讨论民主自由，其精神堪比苍井空老师的德艺双馨。只是，在被朝廷当上宾接见对待之后，加藤嘉一同学，你还真把自己当兲朝国师了？

11月23日，FT中文网刊出加藤嘉一的文章《微博能推动民主吗？》，加藤写道：

前一阵，我跟在中共中央管辖舆论的官员聊天，他的一句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加藤，你知道吗？当今中国媒体人，或即将当记者的大学生最该具备的素质，是自我安慰能力。”

作为外国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字，那真该被中国人客套夸奖一番。只是加藤嘉一同学忘记了，舆论真的是可以管辖的么？而此官员的话意思是：加藤国师，你知道吗，中国的记者还是最缺乏的是自慰能力。哦，不，应该是像环球时报、参考消息、人民日报那样的自我安慰自己的能力：即，这个国家还是好的，你就好好爱下去吧，别他妈的老给我添乱。要吵架？死一边去，别拿政府开涮就行。

加藤国师继续写道：

微博是我不得不去关注的，因为，它一定影响中国政治生态，改变中国舆论形成的途径与范式。我平时上微博，在观察用户们表达内容与交流方式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并没有把微博视为虚拟空间，而当做现实场所。

说这样的话人如果是个中国人，那他/她一定会被当成外宾：你丫第一天来中国么？是啊，加藤国师在关注154个微博（准确来说，是新浪微博）作者，在新浪刷上几十页，就得出结论说“它一定影响中国政治生态”，然后又得出一个火星论点：中国人把微博当成现实场所了。加藤嘉一同学，用你那国师般的才智想一想，这是为什么？如果你实在不懂，一条建议是：去买一本《囧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后再对比一下你窗外的北京城，这时候，你就懂得为什么中国人非要抓着微博这个虚拟平台不放了。

这样说话未免有些恶毒，毕竟加藤国师是个外宾。只是作为在中国生活了近八年的日本人，你装新来的也装得太久了吧。八年，当年国军都把贵国军队打得投降了……加藤国师对此似乎毫不在意：

曾看到过“转发是力量”这么一个说法，就产生了一种问题意识。对于有深刻见解、自我价值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用户来说，发微博就是意味着投一票。我曾经思考过这么一个命题：中国人发一条微博，西方人投一票，到底哪一个更有原动力，从而能够推动社会变革和结构改革？我的回答是：难说，却至少肯定，即使在当今特殊的发展阶段下，中国也有着中国的选民，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投票方式。外国人千万不应该把中国看作是“领导人说了算，一切听党指挥”的国家。

这个时候我实在无法忍住了，加藤国师，请原谅我说一声：你妹！你知道动车追尾，你知道违法拆迁，你也知道“转发就是力量”这一说法，可是你知道动车追尾到今天已经4个月了，你见到朝廷的调查报告了么？上海静安路火灾事件，到今天已经过去一年，到头来不就是抓了几个电焊工？幸好你在中国没有房产，要不就有一天你的房子会被拆迁。在微博上，有多少“钉子户”用多少个叹号去“大声疾呼”，到头来，还不是落得个自焚的下场？还有，你知道钱奇明么？你知道删贴么？你知道转世党么？你知道前些日子的要独立参选的选民么？在微博，你当然不知道，因为门户网站们会自发删除这些不和谐的信息。

所以，在“当今特殊的发展阶段下”（是啊，大概是囧央官员告诉你说我们处于社会主义的XX阶段），中国人有了微博，但却从来没有自己的选民。中国人有自己的投票方式，那就是：移民。你想用微博投票？你等着，领导一个电话就可以让你的微博消失。说到这里连我都觉得自己恶毒了，只是没想加藤嘉一国师继续傲娇下去：

微博正在改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游戏规则和沟通机制是一件好事，但问题是，微博对社会利益关系和百姓生活方式的影响力是否变得太大，抑或被放大？据我了解，民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是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最后才是选举制度（直接或间接根据国情而制定）。

显而易见，今天中国以微博为代表性角色的网络民意确实对公权力起着某种意义上的监督作用，政府早就把它当做“有可能威胁权力的产物”。然而，微博与政府之间的碰撞过程是否是带着民主发展的首选对象——法治呢？在我看来，这一点才是微博迅速崛起，政府遭受压力背后隐藏着的重中之重。

或者在这里我们不能怪加藤国师，因为作为一个国师，当然是要为朝廷担忧。只是，这样杞人忧天式的分忧，真不免让人觉得国师你就一国际五毛的水平。微博对社会利益关系的影响力变得太大？可是在红都重庆，人们还不是红歌照唱，舞照跳，火锅照吃？也没见朝廷任何一个部门因为微博而闹得焦头烂额。除了将服务器放在国外的网站，朝廷掌管着全国的新闻渠道，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像是朝廷捏在手里的睾丸。稍有不听话，就被捏碎。所以，中国的媒体知道什么时候闭嘴或被闭嘴。在这里，微博所带来的任何关系到最后都没关系。

在最后，加藤国师终于像古时的大臣那样趋前一步，“臣以为”：

至少肯定的是，缺乏或不带有法治进步的舆论膨胀，对民主发展本身不仅没有建设性作用，反而有着破坏性意义。

没错，没有法治进步的舆论膨胀，指的就是所谓的“微博舆论”（双引号的意思，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微博并不能带动或生成舆论，目前它只是中国人发泄的一个平台而已）。在微博里，中国人仿佛瞬间变得正义起来，可是对专制的忍让底线一降再降。我们这忍受地沟油、三聚氰胺、高房价的同时，还要我们有什么“建设性”的作用，难道被剥削和压榨就不是最大的建设性么？还会有破坏意义？国师，请容我说最后一句：去你丫的。

误国与吾民

小刀周遠 — Sat, 19 Nov 2011 04:43:59 +0000

读林语堂《中国人》（又译《吾国与吾民》）

1933年冬，林语堂着手写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历时10个月写成，之后几经增补，一直出到第六版，到1939年全部增补完成，一共十章。

不管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活了多久，自认为对这个国家，对中国人自身有多了解，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要点头或者扼腕，为什么，我们偏偏是这样的民族，我们偏偏活在这样的国家？这个时候，忍不住想起"五千年"这个词组来。忘不了在说这个词组的背后总会有一种所谓的自豪感产生：五千年文明。这得多少代人呢？诸不知，这五千年所经历的，从社会制度上说，不外二字：专制。所以，在罗大佑唱道：五千年专制等你来肃清，忽然就觉得被电击一样：五千年，几百代人以来，不过是台上的人换来换去，底下的奴隶，依然是一代一代的繁殖。到了今天，还生出感恩来。

当然，以上的想法是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即：这被统治者们一天天、一年年过活，干你鸟事？这一句话就是林语堂先生所总结的：经典的中国人庸常理想，"人去管狗什么事？"。这个泱泱大国的国民，自始至终，只不过想安静过活，好好活着，那里会管那么多？所以，如林语堂先生所言，我们有着这样的特点：

（1 ）稳健，（2 ）单纯，（3 ）酷爱自然，（4 ）忍耐，（5 ）消极避世，（6 ）超脱老猾，（7 ）多生多育，（8 ）勤劳，（9 ）节俭，（10）热爱家庭生活，（11）和平主义，（12）知足常乐，（13）幽默滑稽，（14）因循守旧，（15）耽于声色。

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

不知道是先有孔儒再有以上中国人的特点，这已经无法考证。然而孔儒的哲学已经和以上大部分特点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开：孔子一直宣扬仁义、道德。比照一下，以上特点还真的充满了仁义道德的属性。

不知道在孔教出现之前，专制是如何让四海之滨的草民服帖的。孔教之后，统治阶层便有了"孔圣人"的武器，二者一拍即合，贵国便凭空多了众多的道德家和道德卫士。孔老夫子将商周时期的"仁政"发扬得光大无比，于是他宣扬要四海之滨的草民相信，这有刀有剑有兵有卒的政府官员们是仁人礼士。手无寸铁的百姓，竟也拍手称好。兼之，竟然相信"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样的鬼话。

这又是一个讲情理而不讲逻辑的国民社会：凡事要合情理，则无须合逻辑。比如，刑不上大夫；比如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后一句语带讽刺，却被中国人自己实实在在地履行着：皇上的三姑六婆是皇亲国戚，一品大员的表哥表侄亦会位高权重，也捞上个三品四品官来当当。这样一直运算下去，九品芝麻官的三姑六婆，亦不会受到亏待。于是，实在没什么有权势的亲戚的人，就只能在这一张罗网之下，苟延残喘，紧张过活，也其乐融融，也不去反抗（偶尔有反抗的，也不过李闯这样的人，到了北京城，自己当个皇帝）。

这是个奇怪的社会，等级森严，却极少有人看不惯。若有人反抗，就会有中国人从来不缺的世故来斥责你，笑你幼稚，正如林语堂所说：

每当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或者年轻人对父母提出异议时，我们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说天和地都倒个儿了，世界的未日到了。

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这种邪恶也不是局限于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树的根一样，它把自己的荫凉扩展到所有来到树底下的人身上。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种榕树斗争，而是设法钻到榕树的荫凉下面去。

在道德问题不停地被提出来说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历史何其相似，甚至使人觉得这根本就是一种重复：官府不停地宣扬，要国民守法、要有道德，然后官大人又义无反顾地去养个小三。而专家学者们（他们代替了孔夫子的位置，还拿着俸禄）则一直斥责世风日下，然后说服你们，相信仁君的到来，相信仁政即将出现。

真误国误民。

参照阅读：《仁政》选自林语堂《中国人》（学林出版社）

八十年代：摆脱的十年

小刀周遠 — Thu, 03 Nov 2011 12:10:56 +0000

很快就到了2011年的最后两个月，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即将过去21年了。这时候，一九八九年出生的青年人们已经开始在社会上立稳脚跟。让人怀念的八十年代所剩下的，对于现今这个时世，仅仅只有怀念二字了。

然而幸好还有文字，尽管不能自由地表达，但这一路修补的制度却还是给了中国知识分子们一个记录的空间。在规定的栅栏内，査建英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记载：对八十年代进行一次个人化的切片记录。要知道，从此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栅栏内被拥权者圈养得愉快而白胖，如待烹饪宰杀的猪，他们再也不会对着主人嚎叫。

没有人能离开70年代来谈八十年代，这道理就像没有人能避开八十年代来谈之后的中国。这样去重复表达的意思是，要强调八十年代之前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劫难和灾害。在个人崇拜和集体主义被推到了极致的时候，个人（体）是不存在。那种高大全的、革命的叙述话语像感冒病毒一样存在于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体内，几乎没有人能够幸免。这一点在阿城和李陀的访谈中说得很清楚与明白。因此，在八十年代，很多知识分子在不知不觉中用七十年代留存下来的语气和思维方式来反抗过去、肃清过去。只是没有多少人能知道，他们其实依然七十年代中国社会延伸而出的触角。

让人不安和悲哀的是，告别八十年代之后，人们再也没办法去找到可以歌唱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至少，在八十年代，我们还可以明确地找到前方的路在哪里：荡涤身上留存的专制所留下的流毒。而且当时的制度给人们的围成的栅栏要比之后宽松得多。是以，一时间，形式各异的表达都会让人眼前一亮。即使这形式多样的表达有很多时候与过去一脉相承，但内容开始转向，转向颠覆父辈。相比一九四九至今的漫长，那短短的十年，所有的努力显得如同毛时代的"百花齐放"那样短暂得像昙花。只是"大鸣大放"之后，很多知识分子们不会再入囚成犯。

在有审查制度存在的今天，得感谢互联网。正因此，我得以读到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牛津版）。以下是我印象较为深刻的一些地方：

一、阿城

在书中，阿城访谈的部分的篇幅是全书11个人中占据第三的位置。但是却是在全本的《八十年代访谈录》中删除得最多的部分。在访谈中，阿城穿梭在八十年代和当下的时代之间，对文学的表达、社会的思维方式、权力资源的分配都有很通透的见解。

二、陈丹青

陈丹青至今还是个文艺中年，这一称呼并无调侃之意。不管外界对他有如何的抬高（贬低），他仿佛还是那个言无不尽的寸头男人。这就是一个具备正常人心魂的人。尽管如此，这样的正常人秉承着常识，在这个不正常的国度，着实显得不易。

三、陈平原

由于学习过一段时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因此陈老师所说的一些事倒是显得挺熟悉。在荡涤过去毛时代的流毒的过程中，陈平原则显得相当的开放与理智。

四、崔健

崔健是站在时代的前沿的。这一句话不管放在八十年代还是之后的九十年代，都是那么的合时宜。但正因为此，崔健在审查制度中显得相当的不合时宜。从摇滚青年到广场青年，崔健的认识始终都是清晰的。当然，这要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看到。

五、李陀

李陀的回忆更多着力于"友情"，然后由这一点发轫，一路谈到文学、电影。在对于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轨迹上，其评论则相对地让人眼前一亮。

六、林旭东

林旭东从头到尾都在谈论电影，但其观点却显得不那么繁杂而缺乏头绪。相比其他人，我则更喜欢他的访谈：对电影独特而系统的认识、评价，相比目前泛滥了的影评来说真是真知灼见。比如他在谈论姜文电影时：

查建英：姜文的《鬼子来了》呢，我倒觉得比他第一部片子《阳光灿烂的日子》更好。

林旭东：姜文的片子我从来很难接受。他影片里有一种暴力的东西，到不一定是打啊杀毒血呀什么的，相反倒是有时候还会渲染得五彩斑斓。他实际上是把张艺谋那里一种不太好的、但是张艺谋还做得比较有分寸的东西，极度地夸张了。

查建英：啊，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阳光灿烂的日子》是因为它用那样的方式来表现"文革"……

林旭东：那他们说的还是题材。我说的是他的电影整个给你的这种感受。就像片尾的那个傻子冲着你喊：傻逼！

……

林旭东：其实不在于他（姜文）在拍什么，而在于他的出发点。怎么说呢？黄仁宇说对历史人物的作为要有一种同情心，要设身处地从他的具体境遇出发。我觉得姜文的电影缺少这种东西。我最喜欢的那些电影里都有这种角度：像侯孝贤的电影，再如《小武》。小武就是这么一个又可爱、又卑微……

七、北岛、甘阳、栗宪庭、刘索拉、田壮壮

北岛谈的范围很窄，仿佛一味地沉迷在《今天》的圈子里；甘阳则一路谈着西方哲学在中国，在外行人如我等看来，他显得无趣而自大。只是在未删减版的访谈中，甘阳的自大又变得可爱一些。栗宪庭则显得中规中矩的，几乎没记住多少；说到刘索拉，或者是因为和査建英太熟悉了，这两娘们一来一去，就像是唠家常。准确的说，是唠那些出国的事儿，显得相当的没有意思；田壮壮导演，则像是得了道一般，四十不惑，就像是不活的人那样，无欲无求。球！

小刀周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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